儿童励志故事三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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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: 儿童励志故事
相传在一个遥远的森林里，有一只老鼠、一只小鸟和一根香肠，它们住在一起互相帮助，是非常好的朋友。一直以来，它们都过着愉快、幸福的生活。小鸟每天的任务是到森林里拾柴;老鼠管挑水、生火、布置桌子;香肠负责烧饭。一天，小鸟去拾柴，半路上遇到了一只大雁，它情不自禁地向大雁述说自己的幸福生活，觉得十分满意。但是没有想到大雁根本不屑一顾，而且还说：“小鸟，你可真是一个可怜的呆子!傻瓜!每天自己在外面傻干活儿，老鼠和香肠却在家里悠闲自在，你竟然还觉得自己很幸福。”因为老鼠每天打水、生火之后就回房里休息，到吃饭时才出来。每天，香肠坐在锅边，看着锅里煮的食物，快到吃饭时，它四肢在粥里或菜里穿过一遍，就算加了油和盐。小鸟听完大雁的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儿，决定以后再也不出来拾柴了。第二天，受了挑唆的小鸟不肯去拾柴，它早有预谋，对香肠和老鼠说：“长期以来，都是我一个人到外面干活儿，你们在家里悠闲，这样太不公平了。我们应该重新分工，不能只让我一个人当奴隶!”香肠和老鼠听到小鸟的提议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也不知如何是好。怎么重新分工呢?老鼠提议说：“我们抽签决定吧!这样大家就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。”香肠和小鸟都同意了。抽签结果：香肠拾柴，老鼠做饭，小鸟挑水。香肠拾柴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，原来它被路旁的一条狗当作早餐吃掉了。老鼠为了把菜的味道调好，也学着香肠的样子，在锅里穿过，但它还没有到锅中间就被烫死了。小鸟来端饭，不见老鼠，它情急之下不小心把柴点着了，小鸟赶紧去井边打水，没有想到水桶掉进了井里，它也跟着掉进去淹死了。
小朋友，这个故事说明：工作有不同的分工，不同的人适合做不同的工作。如果让一个人去做不适合的工作，结果会很糟糕。
第二篇: 儿童励志故事
有一条鱼在很小的时候便被捕上了岸，捕鱼的人看它太小，而且很美丽，便把它当礼物送给了女儿。小女孩将它放在一个鱼缸里养起来，每天它游来游去总会碰到鱼虹的内壁，心里便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
后来，鱼越长越大，在鱼缸里转身都有些困难了，小女孩便给它换了个更大的鱼缸，它又可以游来游去了。可是每次碰到鱼缸的内壁，它畅游的心情就会黯淡下来。它有些讨厌这种原地打转的生活了，索性静静地浮在水中，不游也不动，甚至连鱼食也不吃了。小女孩见它很可怜，便把它放回了大海。
它在海中不停地游着，心中却一直快乐不起来。
一天它遇见了另一条鱼，那条鱼问它：“你怎么看起来好像闷闷不乐啊?”
它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这个鱼缸太大了，我怎么也游不到它的边!”
第三篇: 儿童励志故事
从自闭症患者到著名漫画家
朱德庸，1960年生，台湾著名漫画家，其漫画专栏在台湾有十多年的连载历史，其中《醋溜族》专栏连载十年，创下了台湾漫画连载时间之最。其漫画作品《双响炮》、《涩女郎》、《醋溜族》等在内地青年男女中影响极大，拥有大批忠实读者。2011年11月21日，2011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“漫画作家富豪榜”重磅发布，朱德庸以6190万元的十年版税总收入，荣登漫画作家富豪榜首富宝座，引发广泛关注。
一个泛自闭症患者如何开启自己的人生
直到过了知天命之年，这个台湾最出名的漫画家才终于找到自己人生谜题的答案：他患有“亚斯伯格综合症”，一种泛自闭症障碍。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，而他冷眼旁观的结论，其实是“大家都有病”。
日本有一个传说，如果一个人能够喊出妖怪真正的名字，便成为妖怪的主人，不用再怕它。
在53岁的时候，朱德庸终于喊出了自己生命里那个妖怪的名字：“亚斯伯格综合症”。
这是一种泛自闭症障碍，会让患者社交困难、难以理解别人的情绪、兴趣狭隘、对变化感到极度不安，经常重复特定的行为。
在看到这个名字之后，朱德庸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自己人生中的许多谜题就此解开。在他的前半生中，这种病让他成为一个生活在玻璃球里的人，在汹涌而过的时间和人流中默默旁观。画画成为他所有积郁的出口，不吐不快，一不小心就是整整30年。
“我终于知道，原来我不是智障啊。”他笑起来，轻松地靠在沙发上。
在发布会上时刻准备逃跑
1月月初，朱德庸坐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一家餐厅里，助手一拨接一拨地送走媒体记者。夫人冯曼伦给他端来一壶糖水，问他要不要润一润喉咙。他笑着摆摆手，朱太太便起身，到楼上去安抚另一拨早就架好了摄像机和灯光的记者。
朱德庸不喜欢被围观，不喜欢跟陌生人说话，他会抗拒、紧张。小时候他帮同学去邮局买邮票，他捏着钱，头脑一片空白，只想逃跑。他沉默地在邮局站了片刻，然后抓住同学，把身上所有的钱都塞到他手里，说：“你不要叫我去问，你自己去。”
这件事他一直记忆深刻，在他成年之后，依然不断提醒，自己有多么惧怕外面的世界，并因此反复纠结：“想到这个事情，你心里是很难受的，你会想到，天哪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怎么会连问都没办法问?”
这种从陌生人面前逃走的冲动，随着他的成名而逐渐被勉强克制，但从未消失。他的新书《跟笨蛋一起谈恋爱》年初在大陆出版，出版社邀请他来大陆做巡回宣传。在南京，他们请来两个名人跟朱德庸同台座谈，一个是以谈论男女关系成名的孟非;另一个是张嘉佳，一位以荡气回肠的催泪爱情故事走红的作家。
那一天现场气氛不错，笑声不断，可是朱德庸还是紧张得要命，手在不停地出汗，并感觉到肌肉在衣服底下发抖。
“如果不是还有一点点理智在，我可能把麦克风一丢就跑了。”他说。大陆的出版方没敢告诉他，当天现场有上千人，不然他可能撒腿就逃。
他笑着说，这已经算好的，上次来大陆做活动他记得很清楚，是2011年6月26日临出发前一个星期，他已经情绪沮丧到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，不吃不喝，“如果生命有一个钮，一按就可以结束，我觉得我会去按的。”太太跟儿子陪着他不停说话，又让大陆的代理打电话来劝说，才让他能够出门。
“为什么其他人能那么享受，为什么别人喜欢在公众场合喜欢结交很多的人，我都没办法?”在过去的30年里，他经常这样自问，“我常常觉得自己又病又笨，真是没办法。”
有病
采访的间隙，他端着一杯水走到餐厅外面的玻璃穹顶下。北京的冬天长久没有雨水，玻璃上积满灰尘，但阳光还能透进来，于是他就像被笼罩在一团灰蒙蒙的雾气里，成了一个黑色的影子。他站在里面出神。
多年以来，他一直没能搞清楚自己究竟怎么了，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。
比如他从小就不会按正确的笔画写字，算个位数的乘法，要从一一得一，一二得二开始默念，背完整个九九乘法表;比如他总是认错字，看餐馆的招牌，眼睛看到的是这个名字，记到脑子里就变成了另一个。然后他兴冲冲去告诉别人，哪里哪里有一家很好的餐厅，别人满怀期待地找过去，当然，永远也找不到。
即便后来他成为台湾最知名的漫画家，也从未摆脱这些烦恼和折磨，时常陷入沮丧
丧和自我怀疑。
这些困扰他的事情，一直到他30多岁才开始有了答案。朱太太翻了很多书，告诉他这大概是自闭症，还有阅读障碍。
去年又更明白一些。那段时间，朱德庸经常跟太太去找复健医师，医师给朱德庸下了结论，说他有亚斯伯格综合症，一种跟一般自闭症不太一样的病。
因为阅读障碍，朱德庸对亚斯伯格综合症的理解都是从太太那里听来的，有这种病的人容易情绪低落，容易发脾气。朱德庸说，这种病有一个“好玩”的地方，就是患者只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他跟你交谈，他以为他讲得很清楚，但别人听起来可能完全不知所云;别人跟他讲话，他以为自己听懂的时候，其实又多半没有领会对方的意思。
巧的是，他的那位复健医师也是亚斯伯格综合症患者。朱太太陪他去做康复，听他们两人聊天，朱德庸说东，医师说西，朱德庸接过话开始说南，总之完全牛头不对马嘴，朱太太在一边听得快要疯掉，而他们两人交谈甚欢。
这种病至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办法，但是朱德庸心里仿佛有一块石头落地，知道了命运究竟是怎么一回事。
朱家差一点飞黄腾达，差一点
在那之后，朱德庸就想起来，为什么小时候面对父亲总是感觉疏离。
他的父亲是蒋经国的学生，在大陆参加过干部培训学校，是班上的第一名，很得蒋经国赏识。到台湾之后，蒋经国来找他，问：“你要做什么，你想做什么?”
朱德庸听妈妈讲，当时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蒋经国只好留下话，说：“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下次再来问你。”
蒋经国来访的事很快众人皆知，许多人上门找父亲托情，想让他在蒋经国面前举荐。
之后蒋经国果然又来了一次，父亲依然默默摇头，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来人只好叹气走掉。从那之后，朱德庸的父亲就一直做着普通公务员，台湾数十年间风潮迭起，而朱家从无大风大浪。
朱德庸的妈妈说起这些事，难免哀叹人生错失良机，朱德庸也曾不平，为什么父亲那么没有能力，为什么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公务员。他甚至也太能明白，为什么小时候父亲也并不像别人家的家长那样，会跟他
谈很多人生道理，也很少有鼓励或者斥责。
一直到后来，朱德庸成家立业，有一次回家陪老父亲，两个人隔着一张圆桌子对坐，寒暄之后都无话可说。
“我们两人就一直这样看着。他坐着的时候一直是笑着的，不说话;我也一直看着他，我也没讲话，就这样坐了两个小时吧。”朱德庸后来回忆说，“所以，我以前就说我跟我爸爸感觉很亲近，但又那么疏离。后来等我爸爸过世之后，我感觉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那些岁月里面，他没有教导我任何事情，却能一直传达爱给我。我就是能感受到他传达给我的爱，用最简单的方式。”
朱德庸的父亲活到了94岁，一生平安，朱德庸想，很难说父亲年轻时与飞黄腾达擦肩而过是不幸还是幸运，如果受到提拔，可能父亲早就活活累死。这也算是因祸得福，或者说，命运对疾病的补偿。
“人生真是很奇怪的事情。”他想了想说。
在玻璃球里旁观世界
对朱德庸来说，命运的补偿发生在别的地方。疾病将他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也让他得以抽身而出，成为世界的旁观者。
他成名时26岁，台湾的剧变刚刚拉开帷幕，经济热潮已经不可遏制。那时候他画《双响炮》，讲中国人纠结的婚姻观。有一天去买豆浆油条，看到一个街头的年轻人的打扮非常诡异，觉得台湾迥异于传统的新一代已经出现了，于是画了《醋溜族》，讲的是台湾的新新人类。
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朱德庸开始画《涩女郎》，反映的是台湾新时代的女性，一个要爱情不要婚姻的“万人迷”，一个要工作不要爱情的“女强人”，一个是什么男人都想嫁的“结婚狂”，一个什么是男人都想不通的“天真妹”，各自代表了都会女子截然不同的爱情观与人生观。
到20世纪末尾，台湾经济陷入停滞，喧嚣、混乱但充满希望的时代过去了，城市人陷入琐碎逼仄的工作，难以自拔。朱德庸就画了《关于上班这件事》，质疑商业社会的生活方式。接下来是《绝对小孩》，画小孩的世界，抵挡成人世界的价值观。
他有天生的对商业时代的抗拒，尽管他在这个时代大获成功，并且用的是不断给这个时代的人泼冷水的方式。
这些林林总总的观察和讽刺，后来登峰造极，就是《大家都有病》，他在里面极尽所能描画消费社会中人的病态。他画一个女人向男人炫耀自己浑身上下的衣装值多少钱，而男人则迅速掏出计算器，用女人浑身装饰的价格除以她的年龄，得出这身装扮的效果只有3200元。
再后来，他画《和笨蛋一起谈恋爱》，作为《大家都有病》的第二部。很多人把它当做一本谈论恋爱的漫画，但朱德庸摇头
：“我只是把爱情当做一个影子。我真正想要画的是，这一群疯狂世界里的疯狂的人，在爱情之下全部暴露爱情只是一个窥视的点。”
他有理由这样冷峻旁观。他和太太是同一类人，不太懂怎么挣钱，也不会为此孜孜以求。有人介绍他们去买高尔夫球证，可以升值，他们俩一起忘掉，直到对方赶来告诉他们球证价格已经涨到130万，他们只好彼此摊一摊手。
而在朱德庸最努力工作赚钱的时候，朱太太还以离婚相威胁，警告他不要变成“印钞机”。
朱德庸跟朱太太说：“我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发财了之后买一个岛，我在上面做国王，培育我的禁卫军。然后那个梦就开始慢慢缩小，缩小到以后有钱了就要买一架飞机，我可以自己飞。然后那个梦又慢慢慢慢缩小到要买一艘船，坐在船上出海钓鱼喝香槟……最后就缩小到很平淡，待在家里，就很舒服了。”
被时代抛弃，也不过如此
旁观者难免被急速的世界不断抛在后面。朱德庸在玻璃球里，时常感到世界在向荒谬狂奔，因此愤怒难平。
1999年，他第一次来北京，在南锣鼓巷的胡同里闲逛，看到卖包子的店铺里揭开蒸笼，冒出滚滚的水汽，看到居民从家里拎出一块砧板，在门口蹲着剁肉。
“你也许说他们粗糙，但对我来说，那就是一种生活，活生生的生活。”
十多年后，他又到那条胡同，发现已经完全变了。到处是咖啡店、茶馆、服装店，而空气中则充满了雾霾。
“我几乎每一次离开都抱着愤怒的心情。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?我并不是说不要进步，但是能不能不用这种方式?”他问。
台北也一样，在他看来，亚洲所有地方都让他产生共同的一种愤怒：就是拆掉一切去换取财富，脑袋里面只有钱。
“没有办法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”他念叨着。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台北住的日式房子，七年前所有居民被迫迁出，然后房屋卖给开发公司，之后一直废弃。
每隔一阵子，他都想办法去那里看自己家的旧房子。整个街区被铁皮封起来，禁止入内。他在外面看着，觉得树长得更茂密，而屋顶一块块垮掉，眼看着它日渐荒芜坍塌。
他也会陪太太去看她在高雄的老家。那是一片眷村，太太带着他走到已经破烂的旧屋，跟他讲，小时候这边放床，那边放桌子……
朱德庸说：“那种感觉就是，虽然我太太的童年我没有经历过，但是我跟着她去看，就等于陪着她又经历了一次。”
他为自己这种眷恋打了一个比方：“我有一把椅子，我可以跟我的孙子说，你的爷爷常坐这里，你看把手的漆都磨掉了。当你的孙子摸到那把椅子时，他就跟爷爷的前半生联系起来了。记忆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一个城市如果没有记忆，这个城市就没有生命。如果这个城市没有生命，住在这个城市的人就势必会生病。因为他无所寄托。”
所以，他从来不担心自己被时代抛弃。时至今日，他还要凡事亲力亲为，坚持一张一张地画四格漫画。
为了出版《大家都有病》，他画了1900多张画稿，最终选出来的只有300张。“如果要骗钱，我可以连着出六到七本。”他算了算，然后讲了一个朋友家小孩的笑话：小孩子想跟他学画画，被妈妈阻止了，因为妈妈说：“那很穷哦”。
朱德庸以前看的一部电影里面有句话让他很受感动。片子里的人说，当他碰到人生岔路的时候，他永远都知道该选哪一条，但他永远都选了另外一条，因为他知道正确的那条路对他来说太痛苦了。
“这句话很鼓舞我，很符合我的心境。”朱德庸说，“一生就是这么一回事。”
访谈问答：
壹读：新作是《大家都有病》系列的第二本，为什么选择爱情这个角度?
朱德庸：我觉得人的疯狂最容易表现在两个事情上：爱情和金钱。为什么会疯?因为所有人都被这个时代误导了。这是一个一切都是精算的时代，连爱情都被精算了。所以大家碰不到爱情。
壹读：所以现在很多情感专家特别火，比如张嘉佳、孟非……
朱德庸：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。爱情是人性里面最纯净的一件事情,看对眼可以什么都不要。你跟一个人谈恋爱，在你碰到他之前，你们之前十几年的生活岁月是完全不相干的，就像分别生活在宇宙中的外星人一样。但就在那一刻你们竟然就相遇，以后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喜怒哀乐生死全部在一起。但为什么要搞成现在这个样子—我来算算你有多少钱，有没有房和车?
壹读：《跟笨蛋一起谈恋爱》里面，其实也有你和你太太?
朱德庸：对的，因为我有些事情上跟别人反应是一样的。
壹读：能举个例子么?
朱德庸：(笑)：这个是我的特权，不告诉你。我自己很开心的一点是，我私下常常称自己为“在漫画里面埋地雷的人”，
因为我会在我的漫画里反映很多这个时代的人，所以每个人看我的漫画的时候，看到某一个，他会惊一下，“这是在讲我吗?”那就是踩到地雷了。
“被时代淘汰”是个阴谋
壹读：你画四格漫画已经30年了，不担心自己被淘汰吗?
朱德庸：我觉得那个都是一种讲难听一点都是一种阴谋。就是要让人被逼得一直鞭策自己，免得被时代淘汰。但为什么大家不能停下来?那是一种集体的恐吓，没有人敢停下来。
壹读：害怕跟别人不一样。
朱德庸：对。世界上没有一直往前走的事情，迟早要停下来，但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剩下的是什么?我画《大家都有病》，人家问我是什么病，我说台湾和大陆得的都是“贪病”，但是台湾和大陆的不一样。
台湾的“贪病”是得到后再度失去，他们没有因为失去而虔诚下来，反而还留恋当时的(所有)，继续贪婪下去。一些企业家做假油、投资者炒房产……大陆是得到之后的“贪病”，虽然得到，还要更多。但是我认为会停止的，经济都会转移，没有一个地方的坏超过50年，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好超过50年。
壹读：你这样画画的方式比较笨。
朱德庸：其实只要我开始请团队、做流水线、授权，我很快就可以……
壹读：但是代价就是放弃这种生活。
朱德庸：对啊，但是我们不是那种人，甚至想变成那种人也没办法。
非要让我给个办法，我只能说变单纯
壹读：你会在漫画里描绘夸张病态的现实，但是似乎很少找原因。
朱德庸：原因非常多。华人的教育永远不教我们生活才是最重要的，反而教我们成功和财富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每一个小孩都在拼命念书，考一个好的学校，找一份好的工作，然后赚很多的钱。我们的教育没有教我们任何生活美学，没有精神生活，就只能用物质去取代。
壹读：但你也很少谈该怎么办。
朱德庸：其实我只是提问题的人，因为答案我没有能力给。非要给，只能从源头解决，就是你要变单纯，第一点是慢下来;第二点，你让你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人。
朱德庸励志故事：从自闭症患者到著名漫画家
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好了。在我那个年代，没有人鼓励你画漫画，如果你画漫画，你就死定了(笑)。他们会说，你画漫画，你以后怎么活呀?赚不到钱，也没有人要嫁给你。但是我就一直保持一个很单纯的心态。可能是，我，亚斯伯格患者，我就是喜欢画画，为什么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?因为我有识字障碍，我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好学生，我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，只能继续画。我的路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慢慢走过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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